一个人的良心能走多远？这个价值判断，在一个以契约规则为制度伦理的宪政社会似乎比较悲观，良心是不可量化、不可靠的，“走”多远要看个人的道德自觉。何利彩带着一颗朴素的良心，风雨兼程了7年，却告诉我们——一个人的良心，其实也可以走得很远。这让我想起艾匹克蒂塔的那句名言：仅仅一个人的良心，却比所有的坚固要塞更安全。

    我们的社会早先是崇尚道德良心的，偏执地到了“知识与良心”捆绑售卖的田地。所以在中国，很大程度上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社会精英，就成了中国良心的指针。后来的遗憾是，我们渐渐发现了知识和良心是不成正比的，市场经济的突飞猛进，在教会我们规则意识的时候还告诉我们：良心远不如契约美好。于是我们这个时代又开始无限崇拜理性的制度设计，社会序列一旦生病，马上就是检讨制度安排的不健全、监管体制的不到位……骂得多了之后，就是不肯承认一个事实：人为的制度始终带有人为的缺憾，寻租与被寻租是制度的天性。制度的“烟花”设计得再好，倘若没有了良心、德行的引信，终将不复瑰丽灿烂。

    是的，制度永远无法完美，而良心可以带我们远离残缺。譬如冬天里一些办公室的玻璃门上，总是季节性地贴上“请随手关门”，可惜依然屡屡大门洞开；而拥有良好生活习惯的群体的办公室，无须贴上或温情或严厉的提醒，室内总是很温暖。在这个问题上，西方的那些简单制度的巨大张力，让我们习惯了“制度补丁”的大脑永远无法想象：制度不是靠“补丁程序”支撑起来的，也得靠信仰、靠良心。我们总认为自己理性了，看穿了社会症结所在，制度创意繁复而精彩，却于走失了社会良心的现实语境中，屡屡碰壁。在何利彩这个事件上，我们的逻辑惯性很容易去质疑政府救济的缺位，但不去思考：纵使制度救济得力，从来没有百分之百的效力。万一这个家庭是完美制度救济里那不幸的“百分之一”，我们该说是制度不得力，还是叹息他们不走运呢？

    何利彩说：“我只是在尽一个人和警察的良心责任。”一个人的良心，原来可以走很远，而如果一个人的良心行走在制度理性的旅程之上，她将焕发出更圣洁而温暖的光芒。